原本已经退休在家的“银发族”，又重新回到办公室工作，虽然步履蹒跚，但在交谈中却不断地发出“会议、团队、产品、旅游”等字眼。下班后，常常会看到身着工作服的年轻人扶着手提大包小包的老人走出电梯。

    保健产品，把这群不认识的老人和年轻人紧紧联系在一起。金融，健康保健，电信诈骗，被列为当今老年人最常见的陷阱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曾特别提醒广大市民，要警惕“专家义诊、权威鉴定、免费试用、宣称疗效”等非法营销的“陷阱”。

    而且在千家万户的后门，面对身陷保健品骗局而不知所措的父母，到底管不管、怎么管，成了下一代的苦恼。

    老年人没有购买产品，“孙子”也没有来家里做家务。

    派往合肥的一家保健品公司经常把老人聚集在一起“开会”，说：“买产品的成本越高，在团队中的地位就越高。该公司临时成立了一个200人的团队，并制定了一条规则：购买产品的成本达到8万元，可担任会长一职，然后担任副会长一职，副秘书长一职，以及相应的“消费贡献标准”，如3万、5万、6万元。会议期间，“屏蔽”所有的年轻人。

    七十几岁的陈先生与老伴的退休金加起来过万元，孩子们都在国企工作，很少有时间回家探亲。有一段时间，陈老先后购买了五六万元的商品，却没能如愿成为“会长”，为此他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投诉。

    该公司会定期组织老人外出旅游，旅途中，一切行动都要听董事长、秘书长的安排，这让老人有一种“荣誉感”，许多人为了保住“职位”，竞相购买产品，陈老先后购买了不少于10万元的保健品。

    另外，保健品销售员擅长“打亲情牌”，甚至会主动上门，帮助“爷爷奶奶”洗衣服，做饭，打扫卫生，久而久之，一些空巢老人常常把这些工作人员当作自己的亲孙、亲孙。

    在合肥，一个67岁的刘奶奶，经不起工作人员的游说，买了三万多元的保健品后，对方天天到她家帮忙做家务。几个月后，刘姥姥因存款不足，没有继续买东西。这位工作人员嘴上没说什么，但三个月没去刘姥姥家了，这位老人急着给“孙子”打电话，“孙子”回答：“你都不买东西了，我还天天来干嘛？”

    老人说这一切还得从他的身体情况说起，他发现了眼底出血，想买点什么改变一下自己。于是由于身体上的不舒服，老周开始在各种书籍、广告上主动找找找药方，久而久之便演变成自己的一种消费习惯。这一习惯一开始并没有影响到老周的正常生活，可在短短四年时间里，老周遭遇了一次意外，这次意外直接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机。

    由于经常购买保健品，老周接到一个自称是中老年健康协会的电话，说让他做形象代言人，每月三万元的报酬，但需要先付押金等费用，最后老周被骗七万元。即使是有过被骗的经历，甚至因为这次经历被骗了数万元的积蓄，可老周对保健品的热情却丝毫未减，而是始终在购买和签收保健品期间，乐此不疲，快递送达。

    这从调解现场频繁的手机来电可见，儿子小周更是直言父亲一天几十个电话都是打不通，都是些保健品推销电话，如今积蓄已尽。讲起来也有点心酸，小周说父亲现在一个月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，早饭是哥哥给的，晚饭也是到哥哥家里去的，父亲只需要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，可是父亲为了省钱买保健品，每天中午都是吃馒头过日子，过得像孤寡老人一样没有孩子。

    对小周来说，三年前自己的父亲老周还是一个拿着充裕的退休工资，又小有积蓄，原本可以安享晚年的老人，可因为沉迷于保健品，父亲老周不但没有花光积蓄，甚至连每月的退休工资也保不住，而为了省下购买保健品的费用，甚至不惜以苛待自己的方式削减生活开支。

    这样，为了保证父亲的基本生活，小周的几个兄弟姊妹合起来，想办法控制父亲的工资，每隔十天给父亲一点生活费保障生活，可这一办法并没有得到老周的支持，而是激起了老周对孩子们的愤怒，他直言为了自由什么都可以放弃，他不接受被被子女控制。

    这里调停的调停员胡老师拿起了话筒，在他看来，孩子的做法没有什么可指责的，而老周所说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，而是任性，老人家应该明白保健品没有“神药”就需要改变心态，老人家得的是老年疾病，做人要尊重正常生老病死的过程。在这过程中，孩子应该考虑到父亲的想法，尽可能多的陪伴。

    经调停老师一句话，老周的态度有了转变，表示以后会少买保健品，会听从孩子的想法。儿子小周表示一定会把父亲的工资卡和证件还回来，只要父亲买东西时能跟他们商量一下，父子俩一起回家，调解也圆满结束。